jsxy2006的博客

初次留字，只为放笔而已。

（一）确实，将明朝的灭亡归于万历一人是有失偏颇的。万历帝从小接受正统教育，但他的生活环境及所受的影响并不独由文官控制。张居正位居帝师首辅，但其影响范围大都涉及外廷政务及对皇帝课业的辅弼，及其手下运行的文官政府更不会对帝产生更大的影响（外臣一般不允许入内廷）。事实上，万历的接触范围是由首辅张居正形成的外圈与掌印太监冯保形成的内圈构成的，而冯保作为照料皇帝起居的核心人员，对皇帝影响不可谓不深（万历帝呼之为“大伴”，可见其依赖之深），加之张冯结为联盟，李太后又十分支持，冯保对皇帝的约束力更为深厚，正是这种内外的相制使得万历在青少年时期表现的循规蹈矩。而张的病逝及冯保的揽权使得正式获得绝对权力的万历找到了发泄十年压抑的极好时机。一下子失去了掣肘的强臣，制约力顿时消失，万历的权欲苏醒：倒冯籍张，万历初尝皇帝权威的魔力，而极端的权力却导致了万历极端的放肆。张的失策正是“功高震主”且没有加强内阁对于皇帝的制约机制，万历的怠玩与变态其实是张居正、冯保、神宗三人对权力争夺导致的恶果，皇帝、内阁、厂政的三者交锋终于酿就了神宗这个明朝专制政体下的怪物。文官之说不敢苟同。
    （二）阁下说“对张居正的清算更有点像意气用事，或者说有发泄的意味，而非借此树立权威啊！”，这一点我不敢苟同，我在前文论述时其实已提到“张的病逝及冯保的揽权使得正式获得绝对权力的万历找到了发泄十年压抑的极好时机”，神宗的“倒冯籍张”并不排除意气用事及发泄的成份，但将其归为树立权威及权力欲的复苏，是神宗十年压抑的典型心理的真实写照（其实发泄与树立权威并无不可并存之理），一个皇帝被外臣家奴管制，其权威何在？天下只知太岳（张居正的号），不识皇帝，在这里我倒可以举一个具体的史料：万历十年春张居正病重，朝廷上至六部尚书下至冗散无不设斋醮为之祈祷。天下一时青词为贵。而当年嘉靖皇帝迷恋道教也不过如此。这样的皇帝难道不需要树立皇帝的权威？“倒冯籍张”势在必行，其原因也是不言自明的。

然后阁下又说“不过我感觉，帝国历史上，几乎所有的皇帝都有不小的权力欲吧，杀个把大臣，揽一些钱财也再正常不过了，此外皇帝的权力欲强对帝国的发展未必不是一件好事，凭什么万历就要来背亡国这个黑锅呢？”在这里我就与阁下探讨一下为什么让万历背这个“黑锅”。诚然历史上不乏滥杀与贪财的君主，但这与权力欲并没有十分密切的关系，很大程度上这与皇帝个人的修为涵养有关。权力欲强确实可以造就伟人，秦王政与康熙帝便是明证。但我们之所以对万历在权力欲的追求上加以批判，化用阁下一句话“万历权力欲强对帝国的发展真的不是一件好事”。其“背黑锅”理由如下：一，敛财却吝出分毫，辽东边事日久，守着内帑任其化灰腐蚀，致使后金政权强大；二，罢戮大臣却不知补充。万历三十年，南北两京缺尚书3人，侍郎10人；各地缺巡抚3名，布政使、按察使计66名！且不论万历为何罢戮大臣，单就这庞大的数字身后是皇帝的委顿与整个国家机器运行的停滞，万历杀个把大臣诚不足以怪异，却是皇帝对国家的失职。三，厌弃党争却不加阻止。万历厌恶官僚政治，晚期常年深居宫中，致使党派林立，整个文官政府近乎处于半瘫痪的状态。这样的事仅仅发生在权力上层，而它们的影响是波及全国及后世的，从天启崇祯朝的惨况中稍有常识之人也不会搞错谁才是造就大明败亡的罪魁……万历对明朝的败亡负有主要的不可推卸的责任。
    （三）再说阁下的“明朝民主论”。且不论高中教科书中明确表示：明清的封建专制制度强化。而专制皇权的加强正是其中重要的一环。单举魏客与严嵩一流便也可知明朝的“民主”实在可笑，须知皇权所谓“旁落”也很难便是“民主”。

其实阁下尽以张居正一例便断言文官的权力大到可以影响与制约皇帝，颇有断章取义之嫌。即便加上严嵩、温体仁、马士英等人也可以明白地断言这句话的荒谬：张居正影响制约皇帝倒也不假，但须知张是隆庆帝托孤之臣，张对皇帝的制约影响也仅在万历是孩童之时，万历的清算恰恰证明了制约皇帝的后果是如此可怕与严重。推至文官，这句话已然大谬，纵观明之诸帝，幼年继位者着实有之，英宗赖王振，但王振是宦官；武宗幸刘瑾、江彬、钱宁，然刘瑾亦是太监，江钱仅为弄臣；熹宗傍魏客，但魏忠贤仍是阉宦，客氏为一乳母。只有神宗仗张居正，但请注意内廷还有冯保。以上便是幼年继位的皇帝，如果依然缺乏说服力，我们再来看一下成年的君主是否允许文官的权力大到可以影响皇帝：世宗宠幸严嵩，然严嵩的败亡源于其让皇帝在曾囚禁英宗的南宫居住，结果嘉靖大怒，严嵩倒台；温体仁据崇祯朝内阁首辅达八年之久，权倾朝野，只以结党为崇祯所忌，“放他去”三字宣告了温氏内阁的倒台……很明显，明朝除张居正外几乎没有可以左右皇帝的人（事实上张的制约未出辅政这个范围，这远比鳌拜的行为令人称道得多），如果仅凭张居正这个本就漏洞百出的例子来断言明朝文官权力大到制约皇帝，甚而是“民主”，也太过于儿戏了吧……
    （四）最后说一下阁下的关于“文官与皇帝对着干”的问题，阁下说“文官太不怕死，太敢于和皇帝对着干，才使得政府内讧不断”明人重气节，这是不争的事实，说文官敢于和皇帝对着干有可以，但注意：他们为什么要和皇帝对着干？我们似乎可以从嘉靖朝找到答案：海瑞上疏同嘉靖帝“对着干”，原因是嘉靖帝迷恋道教；杨继盛敢于和嘉靖帝“对着干”，原因是严嵩弄权致使纲纪败坏；至于“大礼议之争”群臣与皇帝对着干，原因是嘉靖皇帝违背祖制僭称其父为皇帝（嘉靖帝以藩王入承大统）……至于阁下引的“立储”的例子，我们也可一问，他们为什么要向皇帝宣战？景泰承英宗继位，力图以己子替代英宗之子；武宗无嗣，妄图借腹生子；万历宠幸郑氏，欲图废弃太子另立福王……封建王朝立储的原则是“立嫡不立这长，立长不立贤”姑且不去评论它的正误，但言文官敢与皇帝所争此事，皆是理在群臣，他们所争取的是封建士大夫坚守的尽忠原则，皇帝的被迫是他们在挑战王朝游戏规则底线失利时的高压与蛮横。这样指责文官与皇帝“对着干”，实在是不负责任的论断。
还需指出的是政府的内讧与文官的“犯上”并没有什么关系，正好相反，内讧（阁下的意思可能是党争吧）却源于一昧地向皇帝邀宠，结果不同利益集团的相互倾轧才导致内讧，不过有时党争往往以这些犯上事件为由作为打击异己之用，但这已经是另一种情况了。
    （五）的确与您的分歧不是史料的问题（我也没有指出您引述史料的错误，只是对您的理解产生些许看法），但顺带指出的是，史料是发表的评论的基础，个人看法固然重要，但仅凭看了一两个作家对有关问题的看法而于客观事实不闻不见便得出结论，这已经不是我们的讨论所希望看到的事了。

在这里，您的某些看法依旧是片面与欠妥的，言语不恭之处，望请海量汪涵。

首先对您所提的“皇帝好坏问题”我表示无法理解：据我所知没有一个历史学家简单地将皇帝划为好与坏，我个人观点认为评价皇帝没有好坏之分，我们要看的是他对国家社会历史发展的是否有益。您在这个问题上的认识很难令人信服。一，“为国为家”的划分。诚然，作为专制政体下的君主，将其首要工作列为为家也未为不可，毕竟中国的封建王朝遵循的是“家天下”的游戏规则。但您在此之上的推论却甚是奇怪：“守住祖宗基业、江山社稷”即为家，“富国强兵、以苍生为重”即为国，这种划分本身即缺乏合理性，家国不分是专制王朝的典型特征，帝王维护的统治是上述二者的结合体，人为割裂守成与创业（此处包含国家的再建设）是不科学的，更不用言对于后世之君在二者中要求孰轻孰重，并以此作为评价皇帝的所谓“好坏”的标准。对您在史料上的重视程度我感到遗憾，以下史实并非在下借机“掉书袋”，只为论据之用：康熙文韬武略，降鳌拜、平三藩、收台湾、亲征葛尔丹，但作为后世之君他需要作的正如您所说“只是守住祖宗基业、江山社稷”，但现实不允许他这么做，他必须“富国强兵”、他必须“以苍生为重”，国富方能强兵，强兵方可靖国，靖国方可“守住祖宗基业、江山社稷”啊！同样，不以苍生为重，帝国的臣民还怎么相信并且愿意承认这个政权的统治，这也绝对不是“手段”一说可以涵盖的。二，皇帝守得住江山即为好皇帝。如果把后世之君的评价要求放低到是否守成，万历确实保存了江山，但您的守成是“守住祖宗基业、江山社稷”，试问万历的所作所为可配守住二字？这就又回到史料问题上，关于万历时代的缩影，我在前面的帖子中已经说得很多，您只需耐心地看上一看，便可知万历是否真的守住了江山，作为一名守成之君他同洪熙、宣德、弘治诸帝相比是否真的值得您如此为其辩护？如果依旧存疑，您不妨查阅明史，可知我所言非虚。（其实从秦二世、咸丰的例子中我们也可知道为万历开脱的荒谬）三，关于“副产品”的问题。评价皇帝时据我看来偏重于创业或偏重于守成并不多，近来出现的正说系列都比较客观，评价皇帝所谓侧重“副产品”一说不知您从何得来？四，关于明朝皇帝的问题。我已经对您守成的观点提出置疑，那么明朝诸帝是否都可以守成之君而论也即所谓达标，我只同意洪熙、宣德、弘治三位，其他恕不接受。鲁迅先生有言明朝皇帝多流氓、变态……您或许会从此句中得到些看法。
     （六）再说张居正，您说“好几个跟万历说张居正坏话的大臣都被万历打屁股打死了，还有发配充军的，我想这一点已经可以证明，万历对张居正是有真感情的”这一点我不否认（我从没发表过万历对张居正没有感情的言论），但仅凭这些便断言万历不是真心想整倒张居正实在难以令人信服（万历对张居正的清算可谓敲骨吸髓，张之八十老母差点被万历整得饿死街头，张的儿子也被逼的自杀）。万历的生长环境我已做过描述，我已经声明万历是明朝皇帝的特例，即由单独的辅政大臣赞襄政务，这一点至关重要。万历是明朝所有皇帝中唯一一个遭受皇权挑衅的君主，我所举的例子已经明显不过，这对一个幼年即位却毫无实权的君主是一种威慑与挑战，您所举的诸葛亮的例子的确有些道理，但您忽略了最为重要的两点：诸葛亮没有张居正“威权震主，祸萌骖乘”（明史有详细史例）；刘阿斗没有万历“贪财好货，刻忌寡恩”。人物的性格有天壤之别，您的举例便显得牵强了。

而且，我从未说过明朝皇帝皇权旁落，我说的是皇权所谓的“旁落”，建议您阅读一下我的另一篇帖子《明阉宦小议》对此我有相关解释。万历遇到的是相权对皇权的挑战，他的树威合情合理。
      （七）在万历这个问题上，针对您的评论我又产生了一些看法：您说“他的发泄并不是权力欲的复苏，而是情感的发泄”在这一点上，我同意您万历对张居正的惩处含有情感的发泄的意见，其实您应该注意到这一点我已经反复声明过：张的病逝及冯保的揽权使得正式获得绝对权力的万历找到了发泄十年压抑的极好时机。还有，我依然认为“发泄与树立权威并无不可并存之理”，为什么权力欲的复苏就必须将情感发泄摒弃在外？还有您对一个因果关系产生了倒置的认识：就是并非是群臣的奏疏激怒了神宗，而是神宗有意让群臣弹劾张居正！这一点或许您没有见过，我这里有一条足以说明此结论的史料：神宗在陕西道御史杨四知首先弹劾张居正十四款罪的奏疏上（这些罪款在后定案时无一坐实，可见其疏空洞无物），神宗立即批示：“居正朕虚心委任，宠待甚隆，不思尽忠报国，顾乃怙宠行私，殊负恩眷……今已殁，姑贷不究，以全始终。”这本平常，但需注意的是万历在此之前的均称张为先生或元辅，而为其罢朝上谥也时隔不远，仅仅凭这一封拿不出半点实据的奏疏就下如此评论，神宗对张居正的惩处其实早已势在必行，他对这封奏疏“明抑实扬”的回复所引发的是政治风浪是万历暗示下的必然结果，之后羊可立的栽赃其实也拿不出半点凭证，神宗便着锦衣卫封门拿人，其景之惨，可有万历对张父子之念？所谓群臣上疏激怒神宗一说实在是您的文学推演了……
       （八）崇祯不能算是一个好皇帝，万历也是，他们的缺陷在于无法在时局面前摆正自己的位置，更重要的是作为一个封建皇帝，他所应该承担的国家管理的责任，这不仅仅是态度，更是方式，策略的问题，在这些方面看，万历崇祯都无法逃避其亡国的历史责任。

明代诸帝多昏聩之徒不假，但正统之失弘治补之，正德嘉靖之失隆庆补之，反观万历之失，于自身而言，可于昏聩之君比肩，而后继者不肖，承其衣钵，江山补无可补，大势已去，江河日下，责任难推啊

                                      —————————《李氏原创--万历》

明朝最大的弊端在于给予宦官过大的权力——包括监察权，缉捕权，专折奏事权。尽管太祖洪武皇帝朱元璋立下“宦官不得干政”的铁牌诏书，但自靖难之役（1401年，建文三年）前后，成祖永乐皇帝早已将宦官当作其不可或缺的统治工具：监听建文帝的朝议，安插南京的内应。尤其是其位尊九五，君主臣夷之后，太监更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郑和下西洋便是一个明证。但此时宦官尚未过多地染指朝政，及至永乐末年，才因东厂的出现而标志着宦官政治的开始。“开厂缉事，祸莫大焉”东厂是中国皇朝史上第一个以太监为首的特务机构，是集权政治的极端产物。上至皇亲国戚，六部阁臣；下至皂隶小卒，布衣白丁无不在其侦缉之列，至此皇帝成了大明朝唯一不受监视的“孤家寡人”，殊不知这是一种幸运，也是一种悲哀：提督东厂的太监是向皇帝负责的最高谍报人员，他既可以向皇帝密报一切，同时也可以隐瞒一切，甚至可以捏造一切。显然，东厂正一步步成为整个政府的核心机构。这是皇权政治的失败，是集权政治的变异。失去了皇帝的乾纲独断并不是民主的进步，这也绝不等同于内阁之于皇权的制衡，这是依附于皇权而凌驾于皇权之上的个人专权。
    成祖之后，历仁宣二帝至英宗更专幸王振，呼之“先生”，令其掌内批，执印信，领东厂，俨然内相，至此拉开了有明一代宦官掌权的序幕。王振本是县府教官，三年无功，依明制须罚银或可入宫为宦。王家贫，只得选择了后者，先以其识文断字令导诸太监习字，后擢升东宫侍卫太监，得以接近太子朱祁镇。及至宣德十年（1435年），宣宗病逝，太子朱祁镇以嗣主即位，时方九岁，王振以此飞黄腾达，入司礼监，继而擅权乱政，甚而盗毁太祖铁牌，怂恿英宗贸然亲征，终酿“土木之变”。而王振咎由自取，命丧乱军，景泰帝即位，其家族族灭之，也是果报不爽啊！
    从王振一例不难见出，权阉乱政，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同样适用于此。无论宦官权力如何煊赫，失去了皇权的庇护与默许，他终究无法推翻其自设的借口：传皇帝命而行事。一旦失去了皇帝的信任，一切威严便得扫地，所有权势便作轻烟一散。无论是继而的监军太监汪直，还是“立皇帝”刘瑾，即便号称“九千九百岁”的魏忠贤，也只能在崇祯即位后投缳道路，再多的“儿孙”，再多的生祠，也建不起一个“魏氏王朝”，从权阉千篇一律的覆灭结局看，明朝的皇权其实非但未弱，实则益强，皇帝始终掌握着专权宦官的命脉，只要一声令下，权阉只得待罪驾前。这远较唐代可废立皇帝的宦官行径要逊色得多。当然，晦暗的宫廷生活使得皇帝对太监总有一种无法名状的依赖，因而随着东厂的建立，西厂，内行厂也附痈而生，甚而皇帝的荒唐已超越了其政治统治的需要：武宗正德帝，神宗万历帝早已将宦官当作其发泄性欲的工具，大搞同性恋的勾当，实在令人作呕与哀叹！明代的阉祸已不仅仅是制度的弊病，很大程度上早已是统治者个人修为的悲剧，无怪乎鲁迅先生叹言：“明代的皇帝几是流氓，变态，色情狂”了，其语虽激，实在也是忧国之语，值得后人警醒与深思啊！

崇祯与崇德
崇祯帝之所以失天下而皇太极之所以得天下，惟在用人之得当与否。崇祯帝自毁长城，皇太极化敌为友：袁崇焕身为蓟辽督师，忠心可鉴，崩努尔哈赤于宁远，挫清军劲旅于山海，扬名关外，威镇四海。而崇祯不识蒋干盗书之拙技，轻信宦官乱政之莠言，逮袁下狱，凌迟处死。千古奇冤，何其惨也！至此廷臣无一人可堪边事。洪承畴位居阁僚之尊，圣眷正隆，围李闯于商洛，领三军入关东，折损其半，退守松锦，而为一貂裘所俘。不念庄烈设谯以祭，反以剃发易服为荣，臣节丧尽，明人剜心，至此清廷得一人可安天下！崇祯疑人不用，用人还疑，戮忠直之臣以极刑，祭佞二之臣以盛典，焉能不亡国？比之皇太极，其可夫又远矣！整八旗之武功，开六部之文治，龙兴关外，虎视中原，圣主之为也。而明廷污浊，败绩已现：阁僚无卿辅之相，六部无职司之行，满眼官贪吏虐，主昧臣昏；尽是江河日下，一片狼籍！故明亡清兴，非天定数也，实人之力也。信夫！